宁夏空管分局技术保障部网络室全面部署春运、冬奥保障工作

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

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重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二是上层设计等于顶层设计。

从理论上讲，改革失败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工程失败的概率。缺乏社会约束的市场肯定是不健康的市场，是功能残缺的市场，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但像奶粉这种生活必需品也只买国外的，实际上反映了一些人对国内产品的不信任。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市场化改革实现了长个子的目标。没错，它确实是一个经济现象，但从更深层次来观察，问题不仅仅在经济自身。

经济主体、经济行为、企业家、投资者既在市场，也都嵌入到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并受社会系统的深层影响。在这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很可能是半拉子的。预期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所作出的判断,同时,形成的预期也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通过改变消费、投资等经济活动来加大或者平抑市场波动,进而传导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

面对新的结构性改革——重塑国家治理结构，这个原则如何注入新的内涵，是一个基础性体制问题。提了多年的转方式、调结构，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就是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不够。可惜的是，由于长期受三驾马车短期调控理论的误导，一直把重心放在短期刺激政策方面，而对基于整体的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而与消费相关的生产却是平庸凝滞，创新不足，精品不多，大量消费外流。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召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展开，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如何调动地方、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是当前结构性改革面对的新课题。

从法制到法治，制度基础设施是关键。长期受所有权与产权混淆不清的影响，我国产权制度改革长期被误导，要么认为是私有化，要么认为这不是个问题，无须改革。而我国的供给结构却没能与时俱进，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显然，这是政府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交给任意一个部门都无法解决，竖立其上的各种体制问题任何部门也无法真正推进。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到现阶段也变了，从追求规模转向更注重质量，从追求速度转向更注重效率，从物质财富积累转向精神文化积淀。如政府会计制度、政府资产负债表、中期预算、涉税信息系统、人口流动信息系统、征信系统、不动产登记系统、金融工具登记系统、企业及社会组织的登记系统等等，有的还没建立，已经有的也多是条块分割，没有联通，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效性。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

当前消费外流规模达到1万亿人民币，若考虑教育消费、医疗服务消费、保健消费，则消费外流规模更为惊人。不仅改革的目标不同了，改革的条件、路径也变了，改革的方式也要相应调整。

改革打滑的风险明显增大了。事业单位体制涉及上述体制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事业单位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定位。

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消费结构快速升级。这需要打破部门分工改革的传统格局，抓住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从国家治理结构整体来考虑，加快结构性改革。结构变迁随之进入一个深层次状态，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关联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暴露出结构变迁缓慢、结构性问题加剧、发展动力减弱等问题，但过于强大的政策刺激把这些都掩盖了，前期政策至今仍在消化，形成了三期叠加（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的号角，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新的改革任务。这是为什么？从历史的角度和整体的视野来观察，其根源是结构性改革没有跟上，发展偏向于经济增长，改革偏向于政策替代，结构变迁所需的改革力量明显不足。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对我国的影响与我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呈现出不对称性的变化。科教兴国、创新驱动、社会活力、民生改善都与此紧密关联。

这给基于整体发展，推动结构变迁的结构性改革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结构变迁就像人的成长，这个时候进入青年阶段，不仅仅身体在长，而且生理、心理、精神各方面都在成长变化，从单一长身体到人整体的成长。

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当前经济中的扭曲，只是一个病症，病因在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治理结构有些问题，核心在政府治理不到位。

当前，至少有如下基础性制度问题迫切需要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一是产权制度问题。当前，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800美元。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这关系到4000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何调动的问题，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其间也做过多次放权-收权-放权的调整。借用中医学理念，就是基于整体、个性的辨证施治。

这是我国特有的一个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延续至今，其体制框架一直未变。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从整体来看，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事关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

当前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医疗卫生体制、文化体制等等，都是事业单位体制这一根藤上的果。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属于政府办的社会公益性组织。结构性问题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性的。结构性问题可能表现在各个领域，但成因却往往是跨领域的。

国企国资改革（包括国有金融资产）、生态文明建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产权关系、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科教文卫的微观基础构建、公益性投资的鼓励和保护、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如此等等，都与产权制度关联在一起。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目标来看，当前的改革实质上是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更加凸显基于整体性的辨证施治，重塑国家治理结构。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将基础性制度问题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个原则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现在一直未变。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地广差异大，两个积极性一个不能缺。